先秦时，死生不重要，两晋则很重要。陶渊明对死生主张达观，不必求仙养生。他的《形赠影》《影答形》《神释》是哲学诗。他在诗的《序》里说：“贵贱贤愚，莫不营营以惜生，斯甚惑焉。故极陈形影之苦，言神辨自然以释之。好事君子，共取其心焉。”爱惜生命，人之常情，然往往不得要旨。渊明“陈形影之苦”思索人死生命题，以“神”辨析自然之哲理。“天地长不没，山川无改时。草木得常理，霜露荣悴之。”说天地山川长在，草木有荣枯之变。“谓人最灵智，独复不如兹”而灵智的人却不能永生。“存生不可言，卫生每苦拙”，长生之说不可信，养生之术不可靠。位列圣人的“三皇”，享有高寿的“彭祖”，都不存在了，“老少同一死，贤愚无复数”，这是人类生命必然结局。有了如此深邃的哲学认识，陶渊明能泰然处之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把庄生的达观学说发挥到极致。当然，饮酒也是诗中不可缺的。

其《责子》诗云：“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”归结于“天运”，不乏对人生的哲思，但亦颇风趣。黄山谷云：“观靖节此诗，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。”

诗有哲理，并不局限于《形赠影》等三首诗，也不局限于死生之事，历代评家亦关注及此。明代都穆在其《南濠诗话》中就有明确的概括：“东坡尝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，一曰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，二曰‘笑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’，三曰‘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宝’，皆以为知道之言。予谓渊明不止于知道，而其妙语亦不止是。如云‘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’，‘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’。如云‘望云惭高鸟，临水愧游鱼。真想初在襟，谁谓行迹拘’。如云‘不赖固穷节，百世当谁传’。如云‘朝与仁义生，夕死复何求’。如云‘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’。如云‘前途当几许，未知止泊处’，‘古人惜寸阴，念此使人惧’。观是数诗，则渊明盖真有得于道者，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。”

除诗之外，渊明在其《自祭文》一开头就写道：“岁惟丁卯，律中无射。天寒夜长，风气萧索，鸣雁于征，草木黄落。陶子将辞逆旅之馆，永归于本宅。”视死如归。

5. 诗风质朴、散淡

六朝中杰出，但当时未甚重之。其质朴自然清新散淡的诗为历代所尊崇，正如元遗山所赞：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”钟嵘《诗品》品评曰：“其源出于应璩，又协左思风力。文体省净，殆无长语。笃意真古，词兴婉惬。每观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叹其质直。至如‘欢言酌春酒’，‘日暮天无云’，风华清靡，岂直为田家语耶！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。”也道出陶诗真淳、古朴的特色。对《诗品》将其列入中品之事，今人古直有《钟记室〈诗品〉笺》，据《太平御览》辨陶公本列上品。

第一个赏识陶渊明的，为昭明太子萧统，他谓陶诗冲淡闲适，且杂诙谐。

有谓陶渊明的《拟挽歌辞》或非自挽，只是作普通挽歌而已，备人唱唱，或自己哼哼。当时南朝有此习惯。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：颜延之“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”。《宋书·范晔传》：“夜中酣饮，开北牖听挽歌为乐。”《世说新语》：“袁山松出游，每好令左右作挽歌。”《南史·谢灵运传》：谢灵运曾孙几卿“醉则执铎挽歌”。渊明暮年作《挽歌辞》，情真意切，不知是否为自己作挽歌，待考。

陶渊明散文名篇有《桃花源记》《五柳先生传》等，尤以《桃花源记》脍炙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