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贞观之治”是唐太宗和当时诸多大臣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、王珪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太宗的知人善任、虚己以听和归美群臣都为后世艳称，因此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也成为古代社会君臣关系的典范。

上与群臣论止盗。或请重法以禁之，上哂之曰：“民之所以为盗者，由赋繁役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切身，故不暇顾廉耻耳。朕当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，则自不为盗，安用重法邪！”自是数年之后，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外户不闭，商旅野宿焉。上又尝谓侍臣曰：“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，犹割肉以充腹，腹饱而身毙，君富而国亡。故人君之患，不自外来，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则费广，费广则赋重，赋重则民愁，民愁则国危，国危则君丧矣。朕常以此思之，故不敢纵欲也。”

哂（shěn）：嘲笑。

野宿：露宿。

唐太宗李世民和群臣讨论如何平息盗贼。有人请求用严格的法令来禁止，太宗微微笑着说：“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，是因为赋税劳役繁重，官吏贪污，民众饥寒切身，所以才不顾廉耻的。朕应当捐弃奢华，减少费用，轻徭薄赋，任用清廉的官员，让百姓衣食有余，自然就不做盗贼了，哪里需要用重法！”这样过了几年以后，天下太平，路不拾遗，外面的大门都不用关闭，商旅之人可以在荒郊野外露宿都不用担心治安问题。太宗又曾经对侍臣说：“君主依靠国家，国家依仗百姓。压榨百姓以侍奉君主，如同割肉以充饥，填饱了肚子人却死了，君主富有了国家就要灭亡。因此人君最担心的不是外患，而是国家内部出现的事。欲望多了花费就多，花费多了赋税就重，赋税重则百姓忧愁，百姓忧愁则国家危险，国家危险君主也就难以自保了。朕经常考虑这些事，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。”

上厉精求治，数引魏徵入卧内，访以得失；徵知无不言，上皆欣然嘉纳。上遣使点兵，封德彝奏：“中男虽未十八，其躯干壮大者，亦可并点。”上从之。敕出，魏徵固执以为不可，不肯署敕，至于数四。上怒，召而让之曰：“中男壮大者，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，取之何害，而卿固执至此！”对曰：“夫兵在御之得其道，不在众多。陛下取其壮健，以道御之，足以无敌于天下，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！且陛下每云：‘吾以诚信御天下，欲使臣民皆无欺诈。’今即位未几，失信者数矣！”上愕然曰：“朕何为失信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初即位，下诏云：‘逋负官物，悉令蠲免。’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，非官物，征督如故。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，国司之物，非官物而何！又曰：‘关中免二年租调，关外给复一年。’既而继有敕云：‘已役已输者，以来年为始。’散还之后，方复更征，百姓固已不能无怪。今既征得物，复点为兵，何谓以来年为始乎？又，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，居常简阅，咸以委之；至于点兵，独疑其诈，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？”上悦曰：“向者朕以卿固执，疑卿不达政事，今卿论国家大体，诚尽其精要。夫号令不信，则民不知所从，天下何由而治乎？朕过深矣！”乃不点中男，赐徵金瓮一。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，召见，问以政道，对曰：“隋主好自专庶务，不任群臣；群臣恐惧，唯知禀受奉行而已，莫之敢违。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，借使得失相半，乖谬已多，下谀上蔽，不亡何待！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，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，何忧不治？又，臣观隋末乱离，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，其余皆保乡党、全妻子，以待有道而归之耳。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，但人主不能安之耳。”上善其言，擢为侍御史。

厉精求治：振奋精神，力图治理好国家。

魏徵：贞观名臣，以敢于进谏闻名。

中男：未成丁的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