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“神仙本来是荒诞没有事实根据的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神仙本来是荒诞没有事实根据的，空有其名。秦始皇却分外爱好仙术，结果他被方士欺诈，竟派童男童女几千人，跟随方士入海去求神仙。方士逃避秦的苛政暴虐，因此留居海中不再回来，秦始皇却在海边徘徊、等待他们，结果在返回的路上病死在沙丘。汉武帝为了求得神仙，竟将女儿嫁给卖弄道术的人，他们的说法不灵验，就把方士杀掉。从这两件事情来看，神仙是不能乱求的。”

贞观四年，太宗曰：“隋炀帝性好猜防，专信邪道，大忌胡人，乃至谓胡床为交床，胡瓜为黄瓜，筑长城以避胡。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。又诛戮李金才，及诸李殆尽，卒何所益？且君天下者，惟须正身修德而已，此外虚事，不足在怀。”

贞观四年，唐太宗说：“隋炀帝生性多疑，只听信邪门歪道，他相当提防胡人，乃至于把胡床称作交床，把胡瓜称作黄瓜，还修筑长城抵御胡人。后来被大臣宇文化及和令狐行达杀死。他又听信方士的邪说，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，于是杀死将军李金才，其他姓李的人也几乎被杀尽了，但有什么用呢？一个君王，只需修养品德，使自己公正无私，其他都是虚浮之事，不足以挂念。”

贞观七年，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。太宗令试，纶遣造傀儡戏具。太宗谓纶曰：“所进巧匠，将供国事，卿令先造此物，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？”乃诏削纶阶级，并禁断此戏。

贞观七年，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要引荐能工巧匠杨思齐入朝。唐太宗下令试试他的本领，段纶就让杨思齐做木偶戏的戏具。唐太宗对段纶说：“推荐的能工巧匠，必须对国家有益，你让他做这些东西，不是鼓励百工做奇巧的戏具供人娱乐吗？”于是下诏将段纶贬官，并且禁止了这种游戏。

唐太宗提出“下之所行，皆从上之所好”。因而得出结论：“朕今所好者，惟在尧、舜之道，周、孔之教，以为如鸟有翼，如鱼依水，失之必死，不可暂无耳。”他总结历史经验，认为自己绝不能像隋炀帝那样“性好猜防，专信邪道”，也不能像秦始皇、汉武帝那样“非分爱好，为方士所诈”，认为“君天下者，惟须正身修德而已。此外虚事，不足在怀”。同时，他也反对工部尚书段纶遣巧人杨思齐造傀儡戏具。在贞观年间，唐太宗对自己的行为比较检点，能够有所警惕，经常总结一些这方面的历史教训，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言，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，所以不敢多言。”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：“君举必书，言存左史。臣职当兼修起居注，不敢不尽愚直。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，则千载累于圣德，非止当今损于百姓，愿陛下慎之。”太宗大悦，赐彩百段。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我每天坐朝理政，每讲一句话，都要想想这句话是否对百姓有好处，所以我不敢多说话。”给事中兼修起居注的史官杜正伦进言道：“君主办什么事，讲什么话都要记录在起居注里。我的职务是兼修起居注，所以不敢不尽忠职守。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常理，那么在千年之后都会损害陛下的圣德，所以这不仅仅只会对当今百姓造成损害。希望陛下慎重。”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，赏赐给他彩色绢帛一百段。

贞观八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言语者，君子之枢机，谈何容易？凡在众庶，一言不善，则人记之，成其耻累，况是万乘之主？不可出言有所乖失。其所亏损至大，岂同匹夫？我常以此为戒。隋炀帝初幸甘泉宫，泉石称意，而怪无萤火，敕云：‘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。’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，送五百舆于宫侧，小事尚尔，况其大乎？”魏徵对曰：“人君居四海之尊，若有亏失，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，人皆见之，实如陛下所戒慎。”

贞观八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言语是表现君子德行的关键，因此，讲话怎能草率随便呢？庶民百姓，一句话讲得不好，就会被别人记住，成为羞耻和麻烦，更何况是作为万乘之主的君主呢？君主绝不能讲出不妥当的话来。这样做的损害是极大的，岂能和普通人相比？我常以此为戒。隋炀帝刚到甘泉宫的时候，那里秀丽的山石泉水让他称心如意，但他却责怪没有萤火虫，便下令说：‘捕捉一些萤火虫到宫里来，以供晚上照明用。’于是，主管部门马上派几千人去捕捉，后来从各地送来五百车萤火虫。小事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大事？”魏徵回答说：“人君位居四海之尊的高位，行为如果有所亏失，古人认为如同日食和月食那样，人人都能看见。陛下的确应该有所警戒啊。”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，必诘难往复。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：“帝王之与凡庶，圣哲之与庸愚，上下相悬，拟伦斯绝。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，以极卑而对极尊，徒思自强，不可得也。陛下降恩旨，假慈颜，凝旒以听其言，虚襟以纳其说，犹恐群下未敢对扬，况动神机，纵天辩，饰辞以折其理，援古以排其议，欲令凡庶何阶应答？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，圣人以不言为德，老子称‘大辩若讷’，庄生称‘至道无文’，此皆不欲烦也。是以齐侯读书，轮扁窃议，汉皇慕古，长孺陈讥，此亦不欲劳也。且多记则损心，多语则损气，心气内损，形神外劳，初虽不觉，后必为累。须为社稷自爱，岂为性好自伤乎？窃以今日升平，皆陛下力行所至。欲其长久，匪由辩博，但当忘彼爱憎，慎兹取舍，每事敦朴，无非至公，若贞观之初，则可矣。至如秦政强辩，失人心于自矜，魏文宏材，亏众望于虚说。此才辩之累，皎然可知。伏愿略兹雄辩，浩然养气，简彼缃图，淡焉怡悦，固万寿于南岳，齐百姓于东户，则天下幸甚，皇恩斯毕。”太宗手诏答曰：“非虑无以临下，非言无以述虑。比有谈论，遂至烦多，轻物骄人，恐由兹道。形神心气，非此为劳。今闻谠言，虚怀以改。”

贞观十六年，唐太宗每次和各位公卿大臣谈到古代的治国之道时，必然要责备现在人心不古，古道不再。散骑常侍刘洎也上书发表见解，他说：“帝王和平民，圣哲和凡夫，一上一下，如有天壤之别，不可相提并论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知，极其愚昧的人想要成为圣哲，极其卑下的人想要成为至尊之人，都是不可能的。陛下降下圣旨，大发慈悲，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，但还是担心臣下不敢直言，更何况陛下要求臣下谈论天人之际，旁征博引，还要文辞华丽，这叫一般的凡夫俗子如何应对呢？而我听说，天地贵在不言，圣人以无言为德，老子说‘最大的辩才看起来像木讷’，庄子说‘最美的文章是不需要文饰的’，这些都说明了大道其实无须繁文累牍、细枝末节。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时，臣子轮扁在堂下凿轮子，他说：‘大王所读的书，只是古人的糟粕而已。这就像凿轮子，凿得太慢，轮子不稳固；凿得太快，凿子又进不去。只有不快不慢，得心应手，才能够凿好轮子。这些道理只能心领神会，无法言传。古人的治国之道，也是不可言传的。’汉武帝追慕古代遗风，召集了很多文士儒生讲学议政，这种行为遭到大臣汲黯的讽刺，他说武帝内心多欲，外施仁义，何不效仿唐虞无为而治呢？也就是说，过多人为是无益的。并且，记得多损心，说得多就会伤气，里面心气消耗，外面身形劳顿，开始时一般人都不注意，久而久之，必然会造成负累。陛下应该为社稷着想，爱惜自己，怎么可以因为性情所好而损伤自己的精气神呢？我认为，如今的太平盛世，都得益于陛下的身体力行，要想江山社稷永久，不是只靠雄辩和渊博的才能可以办得到的。只有忘记爱憎的差别，谨慎赏罚，敦厚淳朴，大公无私，像贞观初期那样，才可以成就至治。秦朝的时候崇尚雄辩，结果人人自以为是而失去人心。魏文帝慕才学之士，结果因推崇浮华而有失众望。这是才学辩说造成的负累，它的危害昭然若揭。希望陛下抑制雄辩的风气，善于养浩然之气，少看些古代书籍，淡泊祥和，这样就可以寿比南山，百姓安乐，这才是百姓之大幸，皇恩浩大的表现啊。”唐太宗看后，亲自书写诏书作为答复：“帝王没有思虑，就不会体恤百姓。没有语言，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思虑。可是，如今谈论国事时，开始出现繁文累牍、旁征博引、文辞华丽的趋势，轻慢自傲的弊病恐怕会由此滋生。形神心气，也会徒劳无益地消耗。今天听臣之言，才恍然大悟，我一定虚心改正过失。”

唐太宗认为：“万乘之主，不可出言有所乖失。”他说：“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言，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，所以不敢多言。”魏徵认为：“人君居四海之尊，若有亏失，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，人皆见之，实如陛下所戒慎。”杜正伦也说：“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，则千载累于圣德，非止当今损于百姓，愿陛下慎之。”他们君臣都把对百姓是否有利作为慎言语的标准，这无疑是可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