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战略考》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、战国、

《战略考》，三十三卷，按照时间顺序，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、战国、西汉、东汉、三国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北宋、南宋、元等十六个朝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争战例。茅元仪认为，“良工不能离规矩，哲士不能离往法。古今之事，异形而同情，情同则法可通；古今之人，异情而同事，事同则意可祖”。（《战略考·序》）所以作《战略考》“以为今之资”。古代战争战例资料非常浩瀚，他并非有记必录，而是有严格的标准：一、不是讲战略的不录，“非略弗录”；二、不是奇略不录，“略非奇不录”；三、要能启人心智，“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”；四、要能“言之竟日而弗倦，试之万遍而不穷”。《战略考》共选录六百余个战争战例，大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著称，如马陵之战、赤壁之战、淝水之战、虎牢之战等等。

《阵练制》，卷，由“阵”和“练”两大部分组成，前者强调要详细，后者强调要通俗实用，“阵取其制，制则宁详；练取其实，实则宁俚。”（《阵练制·序》）“阵”下又分个细目，附三百一十九幅阵图，详细记载了从先秦至明代各种阵法阵图，堪称古代阵法阵图大全。茅元仪认为，古代阵法失传，后人便胡编乱造。本来古人量地制阵，出现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之形，可后来有人便“易以旌旗之名，诡以神将之临，重以五行之目，饰以五方之色，淆以吉凶之门”（《阵·序》），把本来很形象实用的阵法搞得扑朔迷离。其原因是秦以来谶讳盛行，阵法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。其中“有最卑浅而无当者”。对这些诡诞不经之作，如果废掉，有人反而会以此惑世，“故谱而存之，鲜有删铲，阵所掊击，以广学者之目。”（《阵·序》）“练”又分选士、编伍、悬令、教旗、教艺五部分，详记士卒选练之法。有士卒的选拔淘汰，车、步、骑、水兵的编伍，赏罚律例，教兵方法，兵器训练等，多采自唐宋以来的兵书《太白阴经》、《虎钤经》、《行军需知》、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等。

《军资乘》，五十五卷，由营、战、攻、守、水、火、饷、马八部分组成。类下又有子目，子目下又分细目，内容非常广泛。现将子目抄录于下：营：营制（下设十八个细目，记李靖等立营方法）、营算、营地、营规、夜营、暗营；战：军行、渡险、赍粮、寻水、候探、烽火、乡导、审时、布战、料敌、应战、设险、入伐、受降、符契、旌旗、器械（下设三十三个细目，记弓矢刀剑等兵器）、祭杩；攻：措置条件、器具图说；守：城制、约束、需备、措应、器式、堡约；水：水利、水平、战船、济水、禁涉、海候；火：制火器法（下设三十七个细目，记各种火药制造方法）、用火器法（下设五个细目，记各种条件下火器使用方法）、火器图说（下设四个细目，记各种火器图式）；饷：屯田今制、屯田水利、河漕、海运、车运、骑运、人运、米盐、宴犒、矿砂、医药；马：相形、相毛、齿诀、刍水、医药、禁忌、简别、结束、驰骤、征调、厩牧、贡市、虏产。从以上子目可以看出，这部分所记军用物资完备而详细，从攻守器械、火器火药、车马战船到粮饷米盐无不具载，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大全。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收录资料更丰富，共收录各类武器装备六百余种，其中仅火器即达多种。是收录军事技术成果最多的一部兵书。不仅如此，它还首次辑录了火龙出水（一种龙头多发火箭）等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“海候”部分占风、云、雾、电、海潮等内容与《占度载》的占验内容不同，它是当时气象经验的总结，没有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，有一定实用价值，如“占雾门”用雾相预测天气：“晓雾即收，晴天可求。雾收不起，细雨不止。三日雾蒙，必起狂风。白虹下降，恶雾必散。”还记载了浙东等沿海地区的潮候。

《占度载》，九十三卷，由占、度两部分组成。“占”即占天，记天文气象。子目有：占天、占日、占月、占星、占云、占风雨、占风、占蒙雾、占红霓、占霞、占雨雹、占雷电、占霜露、占冰雪、占五行、太乙、奇门、六壬、杂占、选择、厌禳。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，如“天色惨黄为风”等。但是转而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，便成为谎诞迷信之说，如“天色惨白，风声凄切，大兵起”等。

“度”即度地，记兵要地志。子目有：方舆（下分一统图等十六个细目，详讲内地）、镇戍（下分蓟镇等九个子目，详讲边疆）、海防（下分二十七个细目，有“日本人犯图”、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南直隶、山东、辽阳等沿海地区总图、兵险考等，详讲沿海）、江防（下分江防考等五个细目，详讲江河）、四夷（下分四夷总图等十九个细目，详讲周边属国）、航海（讲航海所到诸国，即所谓声教）。茅元仪认为曾公亮《武经总要》“独载边塞道里之远近，而于方舆之概，户口兵马之数，缺如也”，“近王将军之谈地理也，详与沿革，旁及山川，则太矣，而于关要者仍有缺，非所以言武备也。故我志武备而终之于度”。（《占度载·度·序》）这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山川形势、关隘要塞，道里远近，州府及卫所设置、兵马驻防、督抚监司、镇守将领、钱粮兵额等内容，尤其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，即《自宝船厂开船，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》，以及航海用《过洋牵星图》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《武备志》在内容和编纂方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：（）广收博采，内容丰富。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书家，又“究极兵家之学，其书多秘诸枕中”（顾起元《武备志序》），为茅元仪采辑兵学资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；然而他不满足于此，又四方搜讨传借，私访秘图写本。“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，而秘图写本不与焉；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，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”。（宋献《武备志序》）全书囊括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。（）选材精当。强调资料要可靠，不凭道听途说；讲实用的问题，不采稗官野史，如他在《占度载·度·序》中说：“其声声之不通于中华者，不敢据稗而信也；贡献不通于大国者，不敢信耳而传也。”紧紧围绕武备选材，如在《战略考》和《占度载·度》序言中规定：“非略弗录”；“于武备稍远者，听之舆图方史可矣”；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、吊古之用，与行军作战关系不大，“故不敢详”等。注意选录最新资料，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，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的戚继光、俞大猷等人的治军、练兵、作战等方面的言行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，如王鸣鹤的“号令说”等。（）编排合理，有一定的逻辑秩序。全书五大部分，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，又不可分割，郎文唤在序言中以医药作比喻，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：“首兵诀者，如医，之探腑脏，论脉理也。次战略者，如医之举旧案，宗往法也。次阵练者，如医之辨药性，讲泡制也。次军资者，如医之分寒温，定丸散也。终占候者，如医之考壮弱，断死生也。”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，如茅元仪在交待《军资乘》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：“三军既聚，必先安其身，身安而后气可养，身安而后患可防，故首以营。营具而可以战矣，故次之战。地有异形，时有异势，不可徒恃其野战，故次之以攻。可以攻人，人亦可攻我，故次之以守。五兵之用有时穷，则必济之水火，水火之资生者大，故其为杀也亦暴，智伯曰，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，故次之水。水待于地，火时于天，地有定而天常移，是以火之效居多，故次之火。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，然民以食为天，故次之饷。士以马为命，故次之马。于兹八者，核其详，辨其制，是为军资乘。”（）评论精炼概括，既讲历史沿革，又讲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，具有批判精神。如在评论兵器时说：“诸艺宗于棍，棍宗于少林，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。”（《阵练制·练·教艺·棍·序》）又指出，弩之法不传，程宗猷革新古弩机，创造出腰开弩，力可达三十六钧（合当时斤），而力举三百斤者便可使用。他在“挑壕而营”的上方批评说：“今御虏者，全用挑壕法，所谓自置其身于死地也。”（卷七十眉批）（）辑录了许多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。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，连研究阵法的专著《续武经总要》都未记载。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“郑和航海图”、“航海天文图”，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。（）图文并茂。全书附图幅，除《兵诀评》和《战略考》外，都有大量附图，生动形象，便于理解说明文字，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窥见明代兵器、车船等的形制，山川河流的概貌。（）采用了目录学中的参照法，对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说明，便于互相参照。如《军资乘·战·器·弩·序》指出：“其详则见于练制中。”《占度载·度·序》指出：“若漕河，见于饷，不复再。”这样读者便可到《阵练制》中去查找弩的资料；到《军资乘·饷》中去查找漕河方面的资料。

《武备志》汇辑了历代的兵学成果，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，但不能视其为辑录者的思想，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绍，仅据序言和评点对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：呼吁加强武备，富国强兵。他认为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。自武备弛，而文事遂不可保”。（《自序》）他痛斥当世士大夫不习兵事，遇有战事惊慌失措，束手无策，误国误民。提出“惟富国者能强兵”，“足饷尤先务”（《军资乘·饷·序》）。主张开矿、屯田、发展经济。重视军队的训练，认为，“兵之有练，圣人之六艺也。阵而不练，则士偶之须眉耳”。（《阵练制·序》）战时号令不齐，“不归于战而归于练”。（《阵练制·练·悬令》）在国家防御方面，主张边、海、江防要并重。针对西北边疆的特殊情况提出“人自为守”的战略方针，指出：“西北诸边，与虏相犬牙，非随地为堡，则子女、牛羊、储粮、蓄刍皆虏资也。虏资粮于我，故我必清野，始可与虏战。有堡始可以清野。虏人自为战，故我必人自为守，始可与虏敌。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”，（《军资乘·守·堡约·序》）对海防提出“其要在拒之于海”。（《占度载·度·海防·序》）又认为江防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，指出：“迫海而亘中区，外溃则为门户，内讧则为腹心，故江之要与边、海均。”（《占度载·度·江防·序》）对于攻与守、盛与衰、强与弱的认识，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。例如，他认为我“可攻人，人亦可攻我”（《军资乘·序》），“善守者，使不得攻”。（《军资乘·守·序》）能从攻与守这两方面认识问题。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，指出：“夫极盛者，必极衰，天道然也”，“然衰极则盛，理之常也。”并用这一道理论证贡市潜伏危机的道理，劝说明廷振兴武备，指出：“贡市者，体极尊，名极美，而财日浚，备日弛，丁我之盛，其衰伏焉。有所衰，必有所盛，可不畏哉”，“我不振则彼强，故张皇六师，非黩武也。”（《占度载·度·四夷·北虏考·序》）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，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、保卫明廷的著书目的，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，所以，这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在清代遭到禁毁，清乾隆年间被列入《违碍书目》和《清代禁毁书目·禁书总目》。致使这部兵书的版本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流变。明天启元年（）刻印本，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，“多悖碍字句”（姚觐元：《清代禁毁书目·禁书总目·补遗一》），在清禁书严律下，流传不广。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，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“违碍字词”。明天启年间刻的版块，后被汪允文收藏。汪允文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室号莲溪草堂。清初，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，进行了重印，因书名页下印有“莲溪草堂藏板”，故称为莲溪草堂本。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维桢、顾起元、张师绎、郎文唤、宋献、傅汝舟等六人序，挖掉了茅元仪自序中的“东胡”。清廷取得政权之初，尚无暇顾及禁书，出现了一种刻印较好的据明本覆刻本，由于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书年代，往往使人误以为明刻本。实际上若细心观察亦不难鉴别，因为，它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篡改，如茅元仪自序中的“东胡”改刻为“兵戈”；郎文唤序中的“东夷小丑”改刻为“域中小丑”；张师绎序中的“建夷匪茹”改刻为“边陲告警”等等。并抽掉了李维桢序。正文中凡对清“违碍之语”均缺字，并刻成了墨围，还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《四夷》中《女直考》的内容。日本宽文年，即清康熙三年（），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。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训点，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删改，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。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，此书得以公开印行。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。书前增收了“明史节录”和“茅待诏小传”。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排印，卷首删去了李维桢等六人序，“自序”中的“东胡”改排为“干戈”，书中对清“违碍之语”加墨围代替，《女直考》亦被删掉。清末，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，湖南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覆刻，另外，还有抄本行世。现存各种版本以明天启元年刻本为最善。

《武备志》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、类似军事百科性的兵书。它以丰富的内容、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、珍贵的史料，赢得了后人的赞誉，受到社会的重视。在遭到禁毁的情况下，几经翻刻，广为流传，说明它影响深远。在国外，日本不仅于宽文年间据明刻本翻刻，而且于年以和文出版发行。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，对于研究军事史、经济史、交通史、海外关系史、科技史、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当然，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，无懈可击，在对有的兵书评论时，未有深究，承袭了以往错误的说法，如他评论《三略》说：“本太公所作，黄石公尝推演之授子房。”又如因袭《续武经总要》、《武编》等明代兵书对宋代兵书《虎钤经》的记载，将其作者许洞记为元代人等。

《草庐经略》